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是我们党从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验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揭示了文化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坚定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前提。从“五史”维度出发，深刻把握文化自信的价值意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新时代推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党史维度看，文化自信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路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代替了其他各类社会思潮，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以及中国文化问题的解决，只能由中国人自己独立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革命如此，建设和改革也是如此。随着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如何有效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命题，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得出的经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的客观逻辑。
从新中国史维度看，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要素。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逐渐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历史地看，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战略安排，有助于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将“四个现代化”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进入21世纪以来，能否在文化建设上取得成绩、掌握话语权、获得自信，已经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特别强调在这一时期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从改革开放史维度看，文化自信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话语体系，体现了一定时期我们党的理论认知。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从概念的本质属性来看，“三个自信”属于政治层面的建设内容，与现实领域中的实践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能够为一个时期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直接的保障作用。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想要行稳致远，需要在更为深入的文化层次有所建设。因此，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理论演变，不仅反映出文化建设在我国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论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使命与担当，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维度看，文化自信是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动力。过往的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出现重大曲折，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科学性和真理性，而是因为一些政党和国家没有结合本国实际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实现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才能实现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郑重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可以说，重视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因此，当前社会主义运动需要积极将文化建设纳入自身发展的视野之中，探索马克思主义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成功经验。
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维度看，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标识。文化心态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面貌。中国自古以来有着辉煌的文化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代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走向衰落，部分国人开始反思自身“天朝上国”的文化心态，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变革相继失败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才产生了文化自觉，认识到必须引入新的理论学说，方能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命运。由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也随之迈向新的历程。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在实现政治上站起来、经济上富起来的同时，面临着文化上强起来的新的历史任务。这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需要以一种新的文化形象走向世界舞台。因此，文化自信理念的提出，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有了系统的认识，也说明我们党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律有了准确的把握。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南京工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立项编号：SZ20190204〉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