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中国道路”问题成为学界近期的一个热点。研究中国道路，阐释中国道路的本质内涵及其意义就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繁荣稳定是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对于“中国奇迹”西方不少学者用“西方范式”“西方话语”进行解读。如何突破西方话语重围，实现话语创新与重建，成为中国学界所必然面对的一大学术难题。有学者提出，用中国道路阐释中国奇迹，而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韩庆祥认为，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战略目标的根本支柱，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总体方略；注重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合力。中国道路是产生中国理论的实践基础，基于中国社会实践的巨大成功，中国理论的建构就有了坚实的地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含三种根本机制：动力机制、平衡机制、治理机制，其理论精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动力机制上，它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在平衡机制上，它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注重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三是在治理机制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用“三种机制理论”来阐释中国道路的精髓。

一种观点认为，缘于中国道路的中国方案具有世界意义，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具有示范效应。中国方案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世界化并彰显其世界意义的具体表达，中国方案的本质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的拓展。陈先达先生提出，中国方案的提出，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中国方案表明，一个曾经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与自己国家特点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资本主义不是人间天堂，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也并非人人必须奉为圭臬的绝对价值。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的成功，而中国方案的成功，意味着在当代可以有另一条通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的本质规定可以概括为这样两个关键词：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实践是一个展开的过程，而这个展开过程的必然性，可以被理解为中国道路的本质规定。如果要谈论中国道路百年探索的意义，可以说，中国道路正在展示一种史无前例的意义：中国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这种新文明类型超越了西方现代性“国强必霸”的逻辑，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平崛起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当代意义、世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积极地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为人类做出贡献，为世界历史做出贡献。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路，是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之路。中国道路是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统一。中国始终不渝走向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成就，留给世界尤其是中国学界以巨大的研究空间。面对中国道路的成功，我们应该全面把握，科学审视，理性反思，系统总结，发现我们研究的不足与可以拓展的领域。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挖掘与研究。

第一，摆脱西方模式与西方范式的束缚，建构自己的解释框架。在追赶式的现代化运动中，我们不少学者犯了“西化论”的毛病，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话语为座右铭，不少学者言必称西方。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和中国科技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我们应该理性反思与应对世界的变化和发展，建构自己的解释体系与知识体系，来阐释这个变动中的中国和世界。

第二，挺立学术自信与文化自信。鸦片战争以来，在外源式的现代化浪潮中我们迷失了自我，被西方强势知识体系所挤压，忘却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在西方知识体系面前，出现了“无语”“失语”。然而，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使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得以彰显，让我们进一步挺立学术自信与文化自信，中国的知识界应该自觉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

第三，建构中国原创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话语是运用共同认可与接受的术语、概念、范畴对学术问题的言说与表达，是一个国家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的符号表征与价值荷载。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学术话语的“时代性缺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的巨大成功需要学术的支持与智慧启迪，建构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中国道路的成功启示我们，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面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践进行话语追问与提升，必须针对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问题进行话语言说，并且汲取中外文化的合理成分，进行学术话语建构。

韩璞庚（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