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空间分散、时间分离的海量文献，人文研究如何破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术屏障，发现未曾涉及的关联并解决更多深层次问题？数字人文给我们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有益启示。基于数字技术开发建构的数字人文知识平台，数据容量大，可以把分散的海量文献聚类集成，便于以快捷的字词检索甚至语义检索搜罗所需资料，提高文献资料使用的广度、深度和效度，还可以把碎片化的资料转化为结构性和关联性数据，以发现其间的多元关联和深层联系，进而发现以前无法观察到的潜在的、隐含的诸多问题。

新思路与新方法

学术研究中，既有宏观层面学科发展的大问题，又有微观层面个案个例的小问题。无论哪种，只要注意“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在阅读和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寻找问题，就会有新的发现。

“瞻前”就是回顾过去，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问题。人文学科特别重视文献积累，既要关注前贤时彦解决了什么问题，更要留意和发现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学科发展过程存在什么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重视作家个体研究，而不太关注作家群体研究；对个体作家的创作历程、艺术特点相对熟悉，而对同一时期作家群体共同的创作心理、艺术追求和审美趋向缺乏了解。于是，部分学者开始尝试打破这种研究格局，以词人群体研究为中心，把各个时期的词人群体放在同一线索、同一层面上考察，以清晰地描述唐宋词史的发展进程，探索推动文学史研究从感性把握到理性阐释的转型。

“顾后”就是面向未来，以合乎学术发展趋势的路径发现问题。要想把握学术发展趋势，人文学者要做到“左顾右盼”，关心相邻学科或相关研究领域在研究什么新问题，理论上、方法上有什么进展和突破，是否可以吸收借鉴到本学科。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理论传入中国，启发古代文学研究从作家、作品两个维度转向作家、作品、传播和接受四个维度。21世纪以来，文学传播和接受研究业已成为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计量历史学和计量文献学理论在国内兴起，启示文学研究注重定量分析，突破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的老路子。如今进入大数据时代，文学史的计量分析已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为文学研究带来大量的学术增长点。这些都是对学术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和主动结合。

人文学者天生带有发问人、追问人的底色。在研究实践中，一个有效的发现并探寻具体问题的方法，是不断地追问“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文学史上许多现成的观点、结论，只要追问其究竟是什么情况、怎样形成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厘清某个事件、现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会发现其中仍有很多未解之谜。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苏轼乌台诗案，经过近年来中外学者不断地追问“苏轼究竟违反了哪些法令，被捕后经过了哪些部门的审讯”“不同部门之间是如何判决和较量”“最终苏轼为什么会贬到黄州”等，深化了文学界对元丰年间政治环境的认识，得出了对苏轼人生转折和诗风变化的新理解。又如辛弃疾生擒张安国事件，当追问深究“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如何、原因是什么”“辛弃疾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这一壮举的”等问题之后，也有许多新的发现，加深了对辛弃疾人生规划意识、军事思想及其特殊时代环境的深层理解。

引导新兴技术的应用

在人文研究与新兴技术手段不断融合的当下，问题意识仍然起到决定性的引导作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训练有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生成能力的模型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学术研究的实际问题。

应当意识到，生成式大模型的技术进步实际上对人文学者的问题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就拥有知识、信息、史料的容量而言，个人无法与大模型匹敌。但大模型只能提取和整合已有知识，提供过往的有关资料和解决问题的经验性路径。至少在现阶段，它还不能发现和解决未知的和未曾解决的问题，更无法提出引领学术研究的新问题。要言之，大模型等通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无法代替我们发现问题，拥有问题意识的我们才是指令发出者和结论决定者。

问题意识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过去我们常说，做学术研究需要才、学、识，没有丰富的学问修养、深厚的专业造诣，就不可能有卓越的洞见去发现所从事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新问题。问题意识与研究增长点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问题意识会催生新的增长点，而新的增长点又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和需求。比如，人文学科那些此前未能解答的疑惑，如今通过数字人文得以明晰；数字人文助推研究不断深化拓展，帮助我们发现许多未能发现的新问题。在跨学科视野上，大模型打破学科界限，使不同学科知识深度交叉融合，从而帮助人文学者发现以前未曾关注的问题和研究面向。原本分散的海量文献资料被转化为聚类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将数据转化为可视化图形、图像，有利于潜在问题的发现。如将作家经行地点与数字地图结合呈现出的行迹地图，可以描绘古代的交通路线，推动文学与交通的关系探讨；由作家之间交往数据转化而成的社网图，可以直观感受个体作家之间的友谊深浅以及作家群体的人际网络，深化对文学场域、文坛生态的认识。

数字人文研究不仅使既有问题得到深化和解决，更能使未知问题不断被发现和提出。新兴技术与人文研究在这种良性互动中相互促进，为人文学科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作者：王兆鹏，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建设”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