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赋予经济发展深厚的人文价值，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系统地构建了经济的人文性与人文的经济性辩证统一的发展框架，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文经济学在对西方式现代化造成的弊端与困境进行建设性回应的同时，具象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与路径，不仅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入新境界，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石上着力培塑人类新文明形态，为全球新发展格局贡献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超越西方“主客混体”文明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人”为坐标的人本文明，内在地要求以高质量发展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全要素文明。其中，文化作为重要支点要求重置现代经济发展的逻辑主体，克服“人文悖论”“人文缺失”和“人文危机”，推动文化与经济、传统与现代相融互动，提升经济发展境界。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要规避西方经济发展的弊端，就必须重申经济学的人文维度回归，推进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根本变革和人文逻辑的价值引领，实现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的新文明形态，塑造世界文明新格局。其次，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要求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形势，打破学科孤岛，积极探索人文经济的跨界融合，积极把握精神文化独立自主的时代要求。最后，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文经济学的发展旨归。作为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经济学的人文回归是社会复杂系统良性运行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人民幸福安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着力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判断在内涵上修改了既往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回溯人类文明史，经济学以研究人类经济行为为己任，在近代西方从历史研究中剥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以实证科学和价值中立原则标榜自身。西方经济学将自然科学中研究物物关系的法则移植到社会生活领域中处理人人、人物关系，用工具理性衡量行为成本与效益。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工程师思维”迷信算法和技术能为人类的发展与福利作出最好的制度设计，却忽视了人类经济行为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无法仅用数理手段来确证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工具理性将人和人的行为简化为可以被量化、复制的同质性经济单元与事实，并被资本的逐利本性所驱使，暴力斩断了社会经济的人文、人本和人民属性，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和自然基础的崩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与共识崩解、全球秩序的混乱与治理失效。人文经济学旨在重构文化与经济的总体关系，其核心就在于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壁垒和意识形态伪装，建立人民至上、文化价值优先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包含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但同时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理论立场揭示了文化与经济双向互动的动态图谱。只有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才能不断释放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人文经济学在破除西方经济学所造成的狭隘与藩篱的同时，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国自主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理论诉求。解析人文经济学的内涵本质、价值判断、实践路径，以及由人文经济学引领布局经济建设的总体框架已经成为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逻辑的理论生长点，以及民族精神独立自主的理论使命。

新时代构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自觉既是对时代发展内生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对现实托举历史具体的主动反映，其有效性根基就在于样本范例呈现了经济与文化融合发展的特殊性实践，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探索。中国五千年来的文脉赓续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形态和精神标识，每一个因地制宜的探索中，都沉淀了跌宕起伏的历史逻辑，积蓄了独特的发展动能，在差异化的历史现实基础上寻求人文经济的普遍规律，体现着实事求是研究范式的风格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肯定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苏州自宋明以来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于西方产业革命和斯密式增长范式，而是在有限自然资源对象基础上，以锤炼精妙的工艺水平进行高水平生产，制造高附加值产品的高质量经济发展道路。在昆曲、古琴、宋锦、缂丝、香山核雕、玉器、苏式园林、吴门医药等优秀传统产业的背后，彰显的是苏州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打磨圆融的现代商业心理行为机制、价值观念、契约精神和创新精神。它将传统文化产业内嵌于经济发展中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在推动高品位高附加值产业制造的同时刺激提振了文化消费，也在系统性文化符号输出的基础上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聚合了更显著的文化势能助推着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