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来到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称赞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在长江流域，由张謇等近代企业家先贤开创的工商文化，是长江文化中一种重要文化形态。
中国近代工商业首先在上海产生。资料显示，到1937年，上海全市工厂有5515家，工业产值8亿多元，出现荣氏企业集团、刘鸿生企业集团、简氏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郭氏永安集团、孙氏通孚丰集团、莫氏久成缫丝集团。
在上海这个龙头的带动下，长江沿线近代工商业纷纷兴办，云蒸霞蔚。靠近上海的江苏得风气之先。186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1863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洋炮局，后迁往南京成为金陵制造局。1895年，张謇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陆润庠在苏州创办苏纶纱厂和苏经纱厂，两位状元办厂，轰动一时。1895年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在无锡东门外兴隆桥创办业勤纱厂。1901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二人在无锡开办保兴面粉厂。1904年周廷弼在无锡创办裕昌丝厂。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形成杨氏、周氏、荣氏、薛氏、唐蔡、唐程六大资本集团。1933年无锡有各种工厂315家，其经济地位居江苏之首。创办永利制碱公司的范旭东1934年到南京创办永利铔厂，1936年在南京大浦购地建久大分厂。到新中国成立时，江苏有私营企业4322户。
长江中游的武汉在189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后，开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汉阳兵工厂，创建布、纱、丝、麻四局，兴建武昌白沙洲造纸厂。到清末，武汉有民族工业140多家，冶炼、造纸等工业居全国之首，纺织工业位居全国第二，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近代工业中心。长江上游的重庆1891年开埠，卢干臣当年即在重庆创办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为重庆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1925年，卢作孚在重庆创立民生公司，到1937年，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
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创办，长江文化呈现出“机声隆隆，百业繁昌”现代文明之象，汇聚成“实业救国”的思想潮流，其中蕴含了勇立潮头、善于变革、崇尚实务、兼顾义利的时代价值。
勇立潮头的文化气质。1843年上海开埠后，洋行、银行、洋布店、机器碾米厂、轮船运输等新式企业随即出现。之后，洋务企业、民族工商业纷纷创办。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上海不仅成为旧中国经济中心，也是远东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独领风骚。南通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无锡轻工业发达程度居全国第一，是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之一。长江近代工商文化中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的气质，是当前江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的历史底蕴。
善于变革的创新精神。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饱受帝国主义压迫与封建主义束缚，在夹缝中求生存，殊为不易。大生纱厂在资金筹措无门、纱厂出租无望、另派殷富绅商接办不可的情况下，采取“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的变革措施，渡过资金难关并很快盈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首创一元开户、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养老储蓄等举措，从资本只有10万元的“小小银行”发展为资本高达500万元的著名民营银行。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在技术、设备、管理等方面不断追求创新，企业资金由1930年的50万元很快增长到1936年的400万元，增长了8倍。变革创新，是长江近代工商文化的精髓，也是培育当代企业家精神的深厚的历史源泉。
崇尚实业的鲜明特征。甲午战败后，“变法自强”“实业救国”成为社会潮流。张之洞力主“御侮自强”“振兴农工商实业”。孙中山提出《实业计划》。一批批民族工商业者在长江沿线兴办实业。荣氏兄弟被称为“棉纱大王”“面粉大王”，薛寿萱被称为“丝业大王”，卢作孚被称为“中国船王”，刘鸿生更是集“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诸多称号于一身的“企业大王”。这些称号反映出他们脚踏实地、致力实业的风格。长江近代工商文化的实业特征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就要抓制造业，搞实体经济”必须借鉴的历史经验。
兼顾义利的道德规范。张謇秉承“父实业、母教育”宗旨，在大生纱厂成功后，先后创办小学370所、中学6所、大学10所。1937年全面抗战伊始，长江流域的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武汉约600家民营工厂迁到后方，支持抗战。民生公司倾力昼夜兼程抢运上海、南京、武汉的大量重工业物资到大后方，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义利兼顾是长江近代工商文化的底色，也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历史要求。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曾说过：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四个人。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曾两次提到张謇，称赞他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长江近代工商文化是长江人在近代100多年的工商实践探索中产生的精神果实，对长江文化由封闭到开放、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传承弘扬长江近代工商文化，对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直接的时代价值，更是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开展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家底。对长江近代工商业要摸清家底，特别是长江沿线的91项国家工业遗产中物质和非物质遗存要加强保护，开展多学科研究。
其次，活化利用近代工商业文化遗存。对近代工商业遗存，可通过文旅融合，建立工业设计园、文化产业园、博物馆、展览馆等方式，把之打造成为集城市记忆、知识传播、创意文化、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文化生活+创意经济新空间。如上海杨浦滨江生活秀带、南通唐闸镇。
第三，纳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整体谋划。长江近代工商文化就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可或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在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须进行整体统筹谋划。
第四，大力弘扬近代工商业企业家精神。把长江流域近代企业家的爱国、敢闯、创新、务实、担责的精神情怀和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打造千千万万个新时代中国企业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应有作用。
（作者为长江文化研究院教授、扬州大学张謇研究院院长、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历史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江浙商人参与社会治理及其行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9BZS073〉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