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要义有二。一是“载物”之“载”，它宣示中华民族对待世界的伦理态度；二是“厚德”之“厚”，它宣示中华民族对待自身的伦理态度；二者的结合，演绎中华伦理型文化的气质特征和价值取向。从“厚德载物”倾听中华民族的精神气息和文化脉动，关键在于理解两大关系：“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关系，“载物”与“宰物”的关系。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它们以天地之性隐喻作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君子之德。张岱年先生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相统一，将其诠释为中华民族精神，其意在于：无论“自强不息”还是“厚德载物”，都不足以完整表达中华民族精神，二者的璧合，才是准确概括。“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对染色体，它不只是基于天地阴阳的中国哲学基因，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和历史传统的顶层设计和真实写照。
严格说来，任何民族都必须自强不息，否则便难以绵延和立足世界文明之林，诸文明传统之间的根本殊异在于如何表达和实现自强不息，在于自强不息的伦理前提和伦理性质。虽然“自强”本身具有自力更生的底色，然而在对待自然、对待其他民族的关系方面，都确实存在深刻的文明风险。迄今为止，人类对待自然的“认识—改造”的进程，也可以说是一部人类“自强”史，但它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已经深刻到如此程度。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大智慧和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辩证互动，以“厚德载物”的伦理精神引领、驾驭“自强不息”的民族冲动，由此建构文明的合理性。
古神话是人类文明的家园和起点，中国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相比，其显著标识就是崇德不崇力。古希腊神话中的主人公都是某种“力”的神格化，从俄狄浦斯的“征服力”、雅典娜的“魅力”，到宙斯的“众力之力”，奥林匹斯山的世界，就是一个“力”的世界。中国古神话，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到最富有浪漫色彩的嫦娥奔月，演绎的都是善恶报应的伦理规律和文明信念。西周维新是中华民族由原初状态向文明状态、由神文向人文转型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启蒙，其中最重要的觉悟就是所谓“天命靡常”“以德配天”，将“德”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明条件和精神气质，奠定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基因。英国哲学家罗素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警：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走到这样的时刻，人类种族的绵亘，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面对深重而紧迫的人类文明危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体的中华民族精神，将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
“厚德载物”作为民族精神和文明精髓的关键词是“载物”，“载物”宣示对待世界的伦理态度，也体现中西方文明不同的伦理取向和哲学理念。从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开始，中西方文明就形成不同的伦理世界观。中华文明的哲学理念就是《尚书》所昭告的“人是万物之灵”；西方文明的哲学理念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之灵”将人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此发展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世界观，以及“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伦理情怀。人何以成为万物之“灵”？就因为伦理道德，所以“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失道之忧成为中国文化的终极忧患。作为“万物之灵”，人对世界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载物”，“载物”的要义是“载”，它效法大地的德性，养育、负载、托载万物，因而期待并需要“厚德”。“厚德”不只是丰厚深厚的德性，而且意味着不断涵养更新自己的德性，因而必须在伦理道德上“自强不息”。“厚德”是个体道德，“载物”是社会伦理，“载物”必须“厚德”，“厚德”才能“载物”。在孔子那里，“厚德载物”一方面引申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自厚”之德，另一方面发展为作为儒家精髓的“内圣外王”之道。“厚德载物”演绎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
与之相对应，“人是万物的尺度”宣示“宰物”即主宰万物，或人类作为万物主宰的世界观，其要义就是像一些哲学家所破解的那样：万物或世界在人看来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换句话说，人要它成为什么样，它就必须成为什么样。“宰物”的世界观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载物”与“宰物”的不同民族精神传统的典型历史演绎，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郑和下西洋两种不同民族叙事和文化故事。中西方于15世纪在世界文明史演绎的这两个情节相似但后果迥异的历史正剧，至今仍有很多不同文化诠释，乃至在中国成为关于传统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典型事件，然而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是对原生居民的主宰和血腥征服，郑和下西洋所承“载”的是中华文明的传播，它们所演绎的是“宰物”和“载物”的两种不同文明悲喜剧。“载物”而不是“宰物”，是中华民族的伦理品质，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大智慧。老子曾将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道”的品德表达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载物”就是这种“长而不宰”与道合一中华民族的“玄德”。
自强与自厚合一，“载”物而不“宰”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也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精神气质。邂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非常时代，面对日益深重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文明危机，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民族，以“自厚”推动和引领“自强”，摒弃“宰物”世界观，光大“载物”的伦理文明观，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者为东南大学资深教授，道德发展智库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