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不仅对各国经济和全球贸易形成巨大的冲击，而且对个体的身份认同造成影响。这种身份认同的改变正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看法。这种新的看法正在塑造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决定着地理大发现以来一直进行的全球化能否顺利前进。
全球化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塑造
从人类学上来看，目前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人种，即人亚科下的人属智人种。智人是17个人种中唯一幸存的种类。现代遗传学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人类历史上却很难将彼此视作完全相同的人来对待。相反，我们会根据外貌特征或者想象的特征，将自己或者别人进行身份归类：奴隶、奴隶主、自由民、白人、有色人等。身份认同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心理认知，既包括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也包括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是个人拥有某种情感或者采取某种行为的重要依据。
在对方意图不明和资源竞争压力下，身份认同的差别非常容易导致歧视、敌视和竞争，而非平等与协作。在这种情况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简单的一种观点，而是被直接当作真理。历史上，因为身份认同的差异导致一些部落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宗教之间的仇杀。也正因此，从很古老的时代开始，人类就存在一种理想或者冲动，希望通过强调人类作为整体的共性来塑造更加普遍的身份认同。
在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信仰世界主义，主张打破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传统界限，宣扬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每一个人应该只有一种身份认同——宇宙公民。《希波克拉底誓言》庄严承诺：“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中国古代的典籍《礼记》则描述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孔子也因首倡“有教无类”而被尊为至圣先师。追求和扩大平等的身份认同，也成为后世很多宗教和政治组织的价值追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遭到来自民族国家层面强有力的抵制。民族国家一直是近代以来绝大多数个人的效忠对象。不过，超越民族国家的个人身份认同并未消失，而是一直以一种政治理念或者意识形态而存在，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渐被更多的人和国家在道德和法律上所接受。
但是，一个新的身份认同被广泛接受显然并非容易之事，往往要经历无数次的考验。哪怕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种族平等的理念依然无法被设计战后世界规则的“巴黎和会”所接受。直到1945年，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才第一次喊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从此，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平等权利等概念才成为共同价值，并成为各国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相互依赖加深，各民族之间交流愈发频繁。超越民族国家或者至少与民族国家共存的个人身份认同，越来越成为主流价值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自豪地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共同的身份认同下，各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被认为同样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无论是共同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不断恶化的气候问题，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对个人身份认同的改变
有学者认为，个体对于身份的认同来源于恐惧。在未知的大自然和社会面前，个人的力量非常渺小，所以稳定的身份认同能够带来确定性和真实感。因为在特定的情况和境遇下，个体能够按照特定的身份认同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同一身份认同的群体在共同或类似的言行下能够形成强大的心理和行动力量，既可能是带来冲突的力量，也可能是带来合作的力量。这取决于恐惧的来源是什么。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写到，“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所以，我们今天个人的身份很明显来自昨天的经历，以及它在我们身体和意识中所留下的痕迹。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我想起”和“我记得”都是“我”的身份的建构成分。但是，我的记忆不仅仅是个人回忆，还包含很多其他因素，特别是我们称之为“集体记忆”的东西。格罗塞指出，“集体记忆”是后天的习得和传承，它通过家庭、阶层、学校和媒体来传承。一般来说，由学校、家庭和教育所创造出来的思想结构是坚实的，但并非不可改变。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着能够筛选信息或者让所获取的信息变形的棱镜——偏见。媒体与个人头脑中的棱镜同时发挥作用，对于重新塑造个人的身份认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每一天的蔓延和所带来的死亡都在人的头脑里刻下痕迹。从个体角度来看，因为怕被感染，所以对死亡的恐惧加大了对他人的恐惧，因为他人可能携带病毒。人类天生的分类能力会自然地将某一个特定地区或特定群体进行归类。所以，当这种恐惧逐渐越过国界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快速蔓延时，这种归类就会沿着国界线展开。逻辑学告诉我们这是以偏概全的错误归类。也正因如此，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都明确反对将病毒同特定国家、地区相联系，以避免污名化。但是，不负责任或别有用心之徒，则会趁机采取标签化的方式，使用冲突性的叙事，强化自我和他者的差异，加速瓦解人类同一性的身份认同，煽动排他性而非包容性的小群体认同。
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媒体的崛起，瓦解了传统媒体被知识分子掌控的局面，也抛弃了媒体塑造社会共识的社会责任，因为其服务对象本来就指向特殊的小众群体。相当一部分新媒体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即收割流量。因为具有冲击力的事情与言论，才能让信息的消费者感兴趣并且成为忠实的消费者。所以，冲突性的叙事加剧了个人身份认同的转变，甚至越过了道德底线。
疫情之下两种身份认同的竞争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扩散，仇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急剧升温，打破了人们对于人类同一身份认同的观念。强调排他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又开始回归。有学者指出，当瘟疫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健康危机发生，人们现有的种族观念就会自然地塑造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伴随着恐惧心理的传播和反移民论调的盛行。这种恐惧往往带有明显的非人道主义倾向，极易激发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当然，我们也同样看到，疫情之下人性的光辉依然在闪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故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此时此刻发生。日本援华物资外包装上的“风月同天”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同样，写在中国援助意大利物资外包装上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言，也获得了意大利人的心理共鸣：“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同一棵树上的树叶，同一座花园里的花朵。”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两种身份认同的塑造同时发生，哪一个会占据优势呢？现在还不能断言，但至少我们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智慧是让人正确思考的工具。什么是正确思考？格罗塞说，就是恰如其分地思考和正义地思考，从而同时得出逻辑合理性和道德评判的一致性。从逻辑上来看，病毒无国界，也不存在针对某一种族的基因武器。从道德上来看，种族主义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也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研究国家行为体和社会环境结构的一个关键节点。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个人身份认同。如果人类同一性的身份认同被瓦解，世界也将因此而分裂，全球化进程也将遭遇严重的挑战。我们期待人性的光辉能够在疫情之下永远照耀。
梁亚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