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类型和特征，有助于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发挥制度因素的优越性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发挥着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作用，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都需依照制度展开。国家治理体系首先要靠制度建设，来提高国家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但是，国家治理并不局限于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一系列制度、规定、条例，更是一系列制度之间运行机制的有效衔接。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手段看作是“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既包括正式机构和制度，又包括运行的非正式安排”。也就是说，使用治理手段完成对国家的治理，可以“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可以维持行动的持续性”。《决定》恰恰从这个角度说明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即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内核，是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作为经过检验的、科学的制度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对国家治理体系和结构进行不断的探索，展示了不同的特征。
国家治理体系四大优势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一套符合国情的制度体系，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潜力。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党政主导型治理。党和国家职能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居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地位”。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顶层设计者、统筹推进者、法治引领者。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党政一体体制，到改革开放时期党政分开的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不同时期都居于核心地位。
二是系统集成型治理。中国地大物博，自古以来就形成“大一统”的格局，这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治理中国不应忽视国家体系内部存在的诸多相互关联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也参照借鉴这一国情和历史规律进行治理。
三是内生型治理。内生型治理模式是在对中国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全面考量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盲目照抄别国经验。我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的顺利运行，既有效避免了一党执政缺乏监督，又避免了多党轮流执政的弊端。在“为了谁”和“依靠谁”问题上，中国的国家治理既有“为了人民”的价值指向，又有依靠“人民团体”的深厚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内生型治理还体现在：在国家编制管理中，对干部人事的考核坚持“两个维护”和“四个意识”的标准；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中的“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标准。
四是效能型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命题，这显示出，效能是社会主义治理的题中之义。“效能”（efficiency），最早可以追溯到1520年出现的拉丁语efficax，意为“功效，效率”，现代牛津词典对它的解释为“有力，有效，高效”。治理高效首先是与治理主体能力相关的。尽管在不同时期内，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重点和策略有所差异，政府职能的精简、调整和规范却是个一脉相承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横向部门的跨界整合，推动扁平化管理，防止政出多门；另一方面表现为实施纵向赋权，理顺权责关系，优化配置权力，形成垂直管理的联动机制。治理高效其次还体现在对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推广与运用。我国政府特别重视信息科技在治理中的作用，深度融入信息革命之中，将科技创新、科学普及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将“科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内容，加强“移动通信、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构建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在坚持和完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改革和创新。
由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经济样貌和人文传统存在差异，基层治理模式也有一定的差异，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问题，需要在逐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予以攻克。一是破除“超负荷运转”与“空转”问题。“超负荷运转”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日趋繁重，大量事务性工作下沉到基层而出现的现象。二是破除公共供给与民众的需求期待“两张皮”现象。基层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要以满足服务基层民众的需求为准则和目标，避免造成公共资源浪费。
为此，2019年，中央已经将“形式主义”看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具体的治理体制和机制上，仍需要进一步落实“供给侧”改革，重视和完善公共服务中的需求表达机制，最终为民众提供精准、适配和有效的公共服务。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不断理顺权责关系，合理匹配责任与权限，解决政策推进中存在的“空白点”“交叉点”以及“水土不服”问题，最终形成运转有效、联动融合、集约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